贝瑞特：“对我们的创新来说，大学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础的技术研发并不是在企业里做的，而是在大学，所以政府的投资是针对大学的基本研究，绝对是个关键，你必须记住，一个伟大的公司像微软这么强大，他们的挑战，微软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并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公司，是来自于这些比如一些大学独立研究领域的想法，就说Netscape就是从大学里诞生出来的浏览器，雅虎就是在斯坦福大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英特网的directing，谷歌也是来自于斯坦福的搜索引擎，所以大公司的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别的，而是经常来自于某一个想法，大学的某一个研究者，这就是为什么好的教育体系，投资与大学基础研究是如此重要。”

　　芮成钢：“这个话题给我的启发，也许我们中国缺的不是资金，不是研发的资金，而是缺的一种规划，孕育这些最领先想法或基础想法这样一种环境？”

　　赵启正：“贝瑞特先生说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往往用发现这个词，而技术往往用发明这个词，也就是科学在你研究的时候，科学家有一种终极的关切，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什么原理，这样他就会出现牛顿，出现爱因斯坦，当这些发明刚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用的，比如说发现了中子，这有什么用，过几年知道了，反射要靠中子，在你做这些科研的时候，没看到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大学里要做科学研究、技术研究，而技术的发明，更多的在于企业。”

　　贝瑞特：“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并不只做基本的科学研究，它们经常和产业共同研究，做一些工程，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我们和全世界的大学一起合作，有300多家大学，很多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因为大学是解决问题的，而这是直接和科学技术创新相关的，我们不可能雇佣所有这些聪明的工程师，他们很多是来自于其它的公司或者大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和他们保持联系，大学不只有基础的研究，还有工程上的技术创新也可以在大学里发生。”

　　芮成钢：“这是不是从另外意义上表明，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忽略了大学的这个环节，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诞生这么多伟大的公司？”

　　贝瑞特：“我想中国已经开始了，你知道，我们的风险投资在中国越做越多，过去我们的风险投资有90%多在美国做的，现在只有一半是在美国做的，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主要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中国的创业的增长，有识之士和他们的创新想法得到了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后，他们将会在中国建设出下一个惠普，下一个英特尔，下一个谷歌，也许会产生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芮成钢：“那赵主任您分享贝瑞特先生这样的乐观吗？”

　　赵启正：“我很同意贝瑞特的乐观主义，这个乐观主义不是盲目的，是有根据的，在七十年代，中国开始制造彩色电视机和广播设备，当时已经有了在德国PAL制，美国NTSC，法国Sitcom都有毛病，中国来第四制式可能比他们好，可是再好也不行，因为它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的市场，你晚了，但现在3G手机就不同，3G手机现在又出了好几个制式，比如以中国为首的TDS-com系统，欧洲的W-com系统，美国的W2000，就是人类，没有办法，统一不了，这就是竞争，和彩色电视相比，我们起步是同时的。”

　　在贝瑞特心目当中，大学是个能诞生伟大创造的圣地，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没有放松过对教育的关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英特尔的工作人员在成都一家电脑城抓拍到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看到装着英特尔芯片的电脑很羡慕，说“要是他家也有这样的电脑就好了”，贝瑞特知道了这件事，拿着照片四处打听小男孩的下落，最后他终于把电脑送到了小男孩手上，教育总是贝瑞特最看重的领域，在汶川地震之后，英特尔也把大部分捐助放到了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