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省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灾难过后，人们的心理急需疏导。我们应该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摆正自己的心态。早报网就此采访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

　　叶斌：灾难发生不同的人受到不同的冲击。第一个是直接的承受者，比如说他有身体或者财产的损失，或者也有些是亲人去世，还有一些是外围的，地震以后他们比较震惊，需要帮助的一些灾害核心的一些人，他们的情绪有所不同，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反应。比如心理上的反映包括恐怖,担心还有些无助感，还有悲伤，内疚。比如说该救的人没救出或自己失误造成的损害。包括也有些人会愤怒或不公平，为什么这个事会轮到我，觉得救援不够。还有些人会有事后强迫性的重复，比如说丧失亲人后会不停的想，恐怖的画面一直重复。还有些人有失望，思念，比如说期待奇迹出现。

　　主持人：那为什么我们看这些报道的人也会有这些类似反应？

　　叶斌：有些人可能是当事人，这些报道就把他拉现场去，还有些人比较善良，比较感性。专业上叫做“同感”，看到别人的报道他好像身临其境，还有个就是过渡反应，会有怜悯之心。还有些人有相同的经历，也遇到过类似灾难性的事件，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

　　主持人：国外遇到重大灾难后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叶斌：像这种叫做“危机干预”。它的系统比较完备，从物质到生理到心理。它有一套非常严谨的快速反映系统，像国外比较发达的国家，从救助意识到手段都相对比较完备。因为我是搞心理的，他们会有比较专业的人员到现场。看电视的时候，温总理也讲，在援救的时候要强调科学性，以前很少提，只要有爱心冲进去就可以了甚至奋不顾身。其实救灾有几个心理元素方面需要很多专业知识，甚至不是一个心理咨询人员能去做的，因为你到现场，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甚至用不了1、2天你都会成为被救助的人，因为心理冲击非常大，会觉得很无助在那边，不知道能做什么。面对一个亲人过世的人，不是简单的你安慰他：化悲痛为力量啊，节哀啊就可以改变的，毕竟亲人过世或一个姐妹没有了。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专业人员判断才可以帮到他的。

　　主持人：那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这种做法？

　　叶斌：我们国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像这次非常迅速，灾难才发生1、2天，好像温总理还是国家..也提到在救灾过程中需要心理方面的救助吧。所以像北京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因为我也是他们系统的成员，在网上他们已经有些关于救灾和心理援助的邮件发给救援者，当然他们首先是征集北京地区，因为北京比较容易集结，我猜想还有个培训，征集北京及周边地区或者能方便来北京的，另外路上可能有培训。在此之前这方面的工作人员非常少，热心人满多的，但受过专业训练的和创伤处理经验的较少。但前几年，因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指定了一些德国专家做了些创伤培训，而且成立了一个专业治疗委员会处理这些创伤处理事件，所以这些年来这方面的人员介入越来越多。

　　主持人：对于成年人和孩子我们分别给予怎么样的安抚工作？

　　叶斌：成人和孩子最大差别可能承认更理性些，孩子更凭感觉些。所以对于成人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准确的资讯，这个情况怎么样了。有些成人担心我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会不会再发生。如果有再次灾难的话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所需要的是一些资讯，如当下灾难程度和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如过这些资料他认为是准确可信的就会记住。

　　对于孩子有两类。一类是根本不懂，所发生的和他的关系不大，还有一类跟着大人的情绪波动，比如大人恐慌，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对的，跟着大人恐慌。所以大人情绪稳定对孩子帮助很大。另外其实在长知识的时候借这个机会给他们足够的一些知识教育满重要的。刚听说个故事在成都，父亲带了两个孩子开车去聚会，因为孩子上国际学校的缘故，接受灾难教育比较多，印象中知道地震是个很严重的事情，父亲不以为然，因为以前没有太多经验，事后想起很后怕，孩子当时一路上说别开车去市区，(他们人在郊县往市区赶)幸运的是没有出什么事，其实孩子相对说经验比他们多。其实回到前面的话题，国外的不见得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教他们很多加减乘除，会在生活常识方面教很多。

　　主持人：社会该做怎么样的引导？

　　叶斌：心理上我觉得如果是成人的话，个人觉得不太需要很特别的去做引导，我们要相信如果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当事情很全的话，总体会作出偏理性的判断，所以作为媒介或宣传，比如当你在正常渠道的资讯越充分，来源越客观的话，就可以杜绝一些谣言，在这种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就是谣言，谣言传到后来就会人心惶惶很离谱，所以是要有正规渠道不断发布资讯，民众看没有虚假瞒报，那人们就能作出理性的判断，相信理性的判断能做出一个恰当的选择。

　　　张结海：灾后救济急需要心理干预

　　作者：张结海,知名心理学家

　　没有亲身经历过灾难事件的人可能很难想象灾难、尤其是像大地震这样的强破坏性事件对幸存者的心理影响之深、持续时间之久。

　　首先，灾难事件由于相应的物理刺激强度通常都很大，它会立即在当事人的大脑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而且这个印记这辈子再也不会消失。之后当类似的情境再次出现时，大脑就会立即唤起这个印记，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某人被地震的废墟掩埋一段时间后获救，那么今后任何时候只要他再处于狭小的、黑暗的空间里，他在废墟里的“印记”就会被唤醒，从而出现惊恐、呼吸困难、绝望、逃离现场等强烈的应激反应。

　　其次，灾难的强破坏力往往在短时间内带来生命、财产的大量损失，从而导致人们的无力感、挫败感和脆弱感。尤其强烈地震，房屋夷为平地，否认(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脆弱(人是多么不堪一击)等各种情绪反应将会出现。

　　第三种最常见的情绪是负疚感。我曾看过一部反映空难之后幸存者心理历程的美国电影，女主角因为孩子的死而整日责怪自己，总以为如果当时她抱得更紧些，她的孩子就会安然无恙。男主角为了帮助她摆脱自责，让她紧紧抱着一个背包，然后冒险将汽车撞到墙上。撞墙的一瞬间，背包从玻璃窗飞出车外。在这样一个铁的事实面前，女主角终于认识到当时她无论抱得多紧，她都无法挽救她孩子的性命。意识到这一点，女主角一下子释然了。

　　理论上说，卷入灾难事件的所有人都会留下心理阴影，区别只是在于程度的轻重。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能让幸存者把负面情绪顺利宣泄、释放、接纳的氛围。我们中国人在情绪表达方面本来就比较压抑、委婉，我们平时劝人时也爱说“别哭、别哭”。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让幸存者把悲伤、痛苦、甚至是攻击情绪发泄出来，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绝对不是软弱、不坚强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还会以躯体不适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出现呼吸困难、失眠、疲倦、喉咙及胸部梗塞感等。

　　相比而言，灾难事件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更为严重，不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他们今后出现强恐惧症、焦虑症等各种心理问题的概率会很高。

　　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灾后心理干预正式出现在1994年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这十多年来心理干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几年来随着环境、气候等的变化，世界进入高风险时期，我国出现各种灾难性事件的概率也呈上升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重视心理干预、加大心理干预工作的力度势在必行。

　　也许有一天，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队伍中除了救援人员、医疗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还有心理工作者。（据东方早报网/大洋网）